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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评】吴为山:百年艺魂 其命惟新

央视画廊艺评 来源:央视网 2021年04月08日 11:56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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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艺评人: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

广东自古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它融汇中原、荆楚、吴越、巴蜀等本土多地文化,又接受阿拉伯、波斯、日本、欧美等域外异质文化,并在与之碰撞的过程中包容南北、蓄纳中西,熔铸成博大灿烂的广东文化。近代以来,广东又成为中华民族维新思想的启蒙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容闳、孙中山等来自广东的仁人志士,皆为引领一时风气的翘楚俊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基地,更引发了新文化意识勃兴的热潮,催生出层出不穷的新文化景观。

广东美术的百年发展,既合于全国时代轨迹,亦不乏自身心路历程。它在民族危难、新旧交替的社会情境中拉开序幕。这一时期,艺术救国的理想,中西合璧的愿望,融汇古今的诉求,作为宏大的策略性背景,让艺术家们的选择带有更多的理性和自觉——岭南画派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有机社会学说影响,强调新国画的大众化属性,将从日本学来的焦点透视、科学造型和水彩技法引入中国画创作,创造出全新的中国画面貌。如高剑父的《东战场的烈焰》,表现淞沪战场上一隅断壁残垣的景象,大幅画面注重整体场景中的光色感,以极富视觉冲击的火焰红喻示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强烈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高奇峰结合中国传统笔墨形式和近代日本画法,其笔下的鹰、猿、马、鹭都是传递其伤时感世的情感符号。陈树人虽多用西方写生画法简单勾勒,却能保持中国画的疏淡清雅之趣。在此,“二高一陈” 集革命家、革新家和教育家气质于一身,不仅将 “五四” 新文化宣扬的自由理念作为民族共同利益而援引为瓦解僵化古典教条的武器,也将 “入世” 的革命精神作为对待艺术的态度,同时更赋予中国画介入现实的历史使命,对其后画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方人定、赵少昂、黄少强、杨善深等第二代岭南画派的画家,便沿着 “二高一陈” 所开辟的 “折衷” 方向继续前行。如方人定的作品,兼有国画之笔墨,西画之光色以及东瀛 “浮世绘” 之装饰意趣。赵少昂则将传统与师承、写生与写意、国画与西法围于一图,诗意地凝固了生灵瞬间的恣意。何香凝的绘画艺术经历也和岭南画派有相近之处,与 “二高一陈” 过从甚密,这些因素都导致她的作品既有日本画风味,又带岭南画派的意趣特征。她笔下的狮虎,寄寓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激情,传达了振兴中华的意愿。

这一时期,广东画坛影响较大的还有因与岭南画派激烈争论而声名远播的国画研究会。事实上,守成抑或改变,实乃关乎中国画发展路向和前途的大问题,所以这场争论成为了全国画坛的焦点。值得欣慰的是,双方在旷日持久的论战中彼此观点不仅有交锋,更有相互砥砺和相互促进。如国画研究会的重要画家黄般若、黄君璧,便通过这次论争打开视野,从单纯沿袭传统中跳脱出来走上创新之路。

除了岭南画派的折衷革新、国画研究会的守护国粹之外,以油画为主的洋画运动此刻也如火如荼。被孙中山誉为 “东亚画坛第一巨擘” 的李铁夫,是最先到西方学习的 “中国油画第一人”。他熟稔古典油画技巧,由形达神揭示物象本质,在精神层面与东方艺术气质实现互通。与李铁夫的着眼点不同,林风眠和关良更青睐西方现代艺术。林风眠在留法期间格外关注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也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的油画。但林风眠艺术的更大历史意义在于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念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改造,赋予中国画前所未有的色彩表现力。比如《双鹭》《山居》,将墨则作为黑色进行色彩调配,使色韵化为墨韵,即使重彩厚涂却依旧营造出纯然的水墨意境。林风眠还采用立体派表现技巧对画中人物形象进行几何分割与重组,以无序的形体打破视觉效果的客观合理性,如他的《戏曲人物》系列。关良是经由日本接触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家,他的油画在趣味与形式上也呈现出中西合璧倾向。关良偏好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形式秩序,而书写性的勾勒和温润的色调又彰显出东方的轻盈灵秀。更可贵的是,关良从中国戏曲中窥见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殊途同归, 他乐此不疲表现的水墨戏曲人物,正是画家在面对西方文化强势时觅到的可与之对话的民族新样式。司徒乔留法留美的经历,则促成了他对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采用写实加纪实的方法表现悲情时代,履行人道主义使命。其油画《放下你的鞭子》,省略情节而突出人物精神状态,通过刻画父亲的悔恨与女儿的悲愤,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底层的同情,体现了画家作为知识分子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的立场。

广东雕塑也在此特定历史时期领全国风气之先。李金发、陈锡均、郑可、潘玉书等留学欧美的广东艺术家归国后,不仅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雕塑 “师徒相传” 的作坊承袭模式,也对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发展,中国现代雕塑教育体系的建立,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李金发,作为第一代学习和引进西洋写实雕塑的代表,创作了包括孙中山、邓仲元、蔡元培、伍廷芳等著名人物在内的优秀作品,其写实的深度和性格的刻画已臻妙境。

民国时期的广东,高标民权、广揽人才。左翼美术家们正是借助此开明环境自由开展艺术活动,充分表达文化态度。从 20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 10 余年间,广东的左翼美术阵营由向外输出到分流最终在广州、香港集结壮大,完成了自我更新的过程。李桦、古元、黄新波、赖少其、陈烟桥、唐英伟、刘伦等左翼画家云集在这里,以开阔的视野和天才的灵感进行艺术实验, 一派蓬勃朝气。

广东左翼美术中最重要的是木刻版画,广东版画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亦由它奠定。事实上广东木刻版画的探索过程本身,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构建的成功案例。木刻画家们早先学习唯美主义、模仿表现主义,简单而直白;后服膺现实主义,理性而客观。一方面,他们吸取西方技法并努力融进民族形式,追求构图简洁、动态劲拔、对比强烈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从现实出发,由遭遇切入,将日常生活中看似无意义的场景直呈画面,而把内心的深刻沉思通过客观叙述加以凸显。换言之,木刻画家们运用中国传统艺术特征来表现当下社会情境,因此创造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图像风格。这种新图像风格植根于孕育其诞生的热土,且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既没有传统的腐朽气息,也没有生硬的西洋痕迹,完全是画家心灵锻造过程中凝练出的成果。如李桦的《怒吼吧!中国》,纯粹以遒劲而又饱满的阳刻线条组织画面,并用一个被蒙住眼睛、绑在柱子上扭动身躯发出尖厉呐喊的人隐喻作品的民族国家身份,将国家病入膏肓的状态,还有其中所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充分揭示出来。古元作品则一直具有某种前卫精神,其中映涵着画家对社会生活神经的触动以及与时代脉搏的共振,更体现了画家对艺术语言的积极改造和苦心建构。那些画面无不来自现实生活,多余的非本质部分被巧妙摈弃,构图的直觉性和单纯性格外突出,洋溢着鲜明的民族气派和强烈的时代印痕。黄新波是鲁迅先生直接指导过的第一代新兴木刻画家,作品多表现底层无产者的苦难,符合左翼文化思潮中阶级压迫理念。40 年代之后,他的创作逐渐趋向唯美,主题则超越了阶级、民族和国家,以大悲悯之心关注复杂人性的救赎,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作品中流荡着的浓郁的诗意和洒脱的抒情。

随着新中国新制度的确立,新艺术全面颠覆了旧艺术。历经战火和斗争锤炼的左翼美术家们生逢其时,不仅得到政府的有力扶持,还通过学院体制培养了后续梯队,在 30 年间让广东一直保持着美术强省的地位,70 年代后期又形成令全国美术界瞩目的 “广东现象”。

陈树人《鼎湖飞瀑》( 1936 年)175cm× 94. 5cm 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黎雄才、关山月、杨之光是这一时期的第三代岭南画派代表。黎雄才将创新基点放在对写生素材的提炼取舍上,不露声色地缝合了南宋绘画笔法与日本横山大观的光色效果,营造出迷离浑蒙的空间变化。他的《武汉防汛图》是对绵延数百里的抗洪防汛事件的史诗般铺陈,该作品不仅将远离人间烟火的传统山水拉入现实,还标志着广东中国画创作实现了与新时代紧密相连的成功转型,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意味着可以用肯定的答案回应年代初期 “中国画没有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反映大场面斗争生活的能力” 的诘疑。关山月有效拓展了中国画的再现能力,绘画语言随着不同对象场景进行自我调整,尤其是将中国画色彩与墨法形成有机体系,逼真再现了自然对象的体积结构和空间氛围,

《绿色长城》便是卓越的体现。在这件作品中,画家将西方绘画和中国传统大青绿的手法相结合,用层层加染的方法强化防护林带的深邃和内聚的视觉趣味,并用西画法表现海水,使画面淡而不薄、厚而不滞,色墨交融。杨之光的艺术变革首先体现在对人物题材的中国画视觉叙事逻辑的重新组织,极大提升了人物题材中国画参与现实的力度。如《一辈子第一回》,便属于一种介于中国画和宣传画之间的跨界创造,画家以古法述当下、一人喻万众、琐事涵深意、日常彰历史,在满足主旋律创作要求的同时也充分留出了创作者个性发挥的空间。杨之光的艺术变革还体现在他努力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与西方绘画的严谨造型相结合,而且通过写意性笔法,重构了笔墨与造型深层结合的模式两者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他借鉴了水彩画的透明与晕染,将外光甚至是侧光、逆光引入中国画。如《矿山新兵》,生动再现了晨光薄露中年轻脸庞上皮肤的光泽与质感,既符合当时的文艺价值判断,又完美实现了画家的创作意图,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了当时大众的审美预期。

胡一川早在 30 年代就已是杰出的版画家,其描绘左翼青年在民族救亡运动中思想风貌的《到前线去》是文艺革命相结合与文艺作品的大众化的经典。胡一川在 50 年代开始转向油画创作,也成为具有开创性的现实主义油画家,他的《开镣》堪称新中国社会主义油画创作的奠基性作品。作为广东籍油画家,罗工柳积极探索着革命现实主义美术的创作方法。其《地道战》《整风报告》等作品虽然因为缺少西方油画色彩的丰富力度而被评论为 “土油画”,但作为一种塑造典型的方法论,实开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之先河。罗工柳从苏联留学归来后,致力于寻找中西美术在油画领域的内在通融,他所描绘的毛主席形象和井冈山风景系列作品,让油画具有了民族风貌和中国品格。潘鹤的《艰苦岁月》和唐大禧的《欧阳海》,分别代表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乃至全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二者皆为当时美术界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重要论述的典范性落实。这一时期广东美术的代表艺术家还有林墉、汤小铭、罗铭、陈衍宁、潘嘉俊等人,他们无一不显示出统一政治主题和艺术技巧的非凡才能,并且平衡了社会评价与个人选择,整合了信仰的真诚与道德的诉求,把个人情感通过社会情感自然流露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美术随时代精神的变迁而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从对形式主义的自觉强调到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深入探索再到对文化社会的多视角关注,艺术家们面对现实、关心现实、挑战现实,通过作品反映世相风貌,折射追寻意义的不同姿态。而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立场去书写历史。这一时期,老一辈艺术家重装上阵,焕发新生;新生代则艺术家充满活力,独立多元。廖冰兄在 20 世纪 40 年代,便凭令人称绝的漫画作品活跃于左翼美术家阵营中。此刻亦发扬了左翼美术的批判传统,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了漫画《自嘲》,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可继续发掘。赖少其穷其半生融合中西美术,也在此时大器晚成。他暮年所创造的墨色结构和图式风格,摆脱了束缚天性本真的困扰,超越了中、西、古、今的辨别,回归到大象无形的大自在境界,墨彩交融,意境玄远,为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典范。王肇民则通过一生蛰伏,为自己的艺术灌注了无限的热情与智慧,创作出大量兼有东方深沉与西方机敏的水彩画作品,冷峭厚实,气质浑成,被誉为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进入中国后达到成熟的真正标志之一。许钦松的山水画也是这一时期广东中国画的代表。他一方面用焦点透视表现可视可感的实在之景,同时又通过别具心裁的微妙视角营造出桃花源般的梦幻氛围,从而折射出画家沉思、叩问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永恒主题的独特方式。此外,黎明、方楚雄、苏百钧、郭润文以及更多年轻而杰出的广东艺术家,运用形态各异的意象符号来归纳或映涵时代,不仅触动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实现了突破,让这一时期成为广东当代美术史上最多元、最开放、最包容和最具活力的阶段。

关良《白蛇传》( 年代不详)69cm× 70cm 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广东美术走过了百年沧桑,更创造了百年辉煌。革命性, 是其诞生推进的思想底色;兼容性,是其开拓鼎新的基础策略; 时代性,是其区别旧艺的主要特征;创新性,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来源。一个世纪以来,广东艺术家英才辈出。他们凛然观风云,丹青写激情,从不等待、从不盲随,无论身处何地,都以坚定的步伐踏平坎坷、开拓境界,足履实地的去实现人生目标,向世人奉献了无数具有新创意、新语言、新内涵、新意趣的时代经典。

千秋垂范,高山景行;百年艺魂,其命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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