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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传承与拓进——谈早期新年画的创作与生产

资讯 中国艺术报 2021年01月29日 17:09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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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木版套色) 焦心河  中国美术馆藏

组织起来(木版套色) 焦心河  中国美术馆藏

  ■刘汉娥:中国美术馆典藏部馆员

  “新年画”最早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新年画是艺术家在实际工作中主动找到的一种扩大抗战宣传的工作方式,其早期探索体现出了艺术家对美术大众化的自觉。在延安解放区,组织新年画生产创作逐渐成为扩大抗战宣传的工作方式。有效地组织和印制新年画,成为宣传抗战、成立新中国的模范文艺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发扬。新年画吸收了民间传统年画的一些要素,一为配合传统节日民俗而创作,在节日期间大量发行进入千家万户,作品中需有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二为满足老百姓对丰收多子等愿望的美好期盼;三为颜色鲜艳多彩。实际上,新年画就是因民间美术的介入而创制的现代美术的特殊样式。

  因条件和原料所限,解放区艺术家多数从事木刻创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些从事木刻创作的艺术家,同时创作以欧洲木刻为主的风格,和以中国民间艺术形式为主的风格。其中,以欧洲木刻为主的风格通过对民间美术形式的部分吸收,改变了解放区木刻版画的语言使其更为明朗单纯。后者则以中国民间艺术形式风格为主,如“新年画”和“新剪纸”等,除了在民间美术的典型图式上多有借鉴之外,还照顾了农民的审美理想,如吉祥的寓意,代表作有力群的《丰衣足食图》。也就是说,以中国民间艺术形式为主的风格如“新年画”的创作,在形式上更多依照民间形式(造型基础还是西方素描),而将其内容改造为以表现抗战、新中国成立等现代性追求的如识字、卫生等“新”内容而不是封建迷信。

  新年画既能大量印刷又能真正地深入民间,其创作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方面能够反对日本的奴化思想,粉碎其政治阴谋,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参加抗战。另一方面是对农村封建落后和愚昧的意识进行改造,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水平的启蒙工作、推进科学思想、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大约在1938年底,国统区、解放区的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艺术家同时对民间传统年画进行改造,也就是新年画的创作。据版画家李桦的考证, 1938年底在国统区,赖少奇在桂林对“抗战门神”作了初步的尝试。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武强南关画店等旧年画画店创作的门神因加印了抗日标语被称为“抗战门神” ,促发了赖少奇对于这类年画的改造。他创作的“门神”选择了中国传统民间年画“状元游坊”的形式,画面中一名穿着黄绿色军装的战士骑在马上,前方一大束象征丰收的稻穗,下面一群拿着“庆祝抗战胜利”标语的妇女和儿童,将民间趣味和抗战主体紧密结合起来。1938年冬,晋察冀边区的徐灵开始借鉴民间木版年画手法刻制门神。徐灵吸收民间年画“天官赐福”的形式,刻了装饰性强的《抗日光荣》和《立功报喜》等。之后阎素到河北武强专门学习民间年画的水印技法。几乎同一时期也就是1939年春节前,在延安最早探索新年画的是沃渣和江丰,他们突击刻制的新年画被鲁艺春节宣传队分发给农家,沃渣的《五谷丰登》和江丰的《保卫家乡》各套版印刷了40份。《保卫家乡》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有具体收藏地址的新年画作品,中国美术馆即收藏有一份《保卫家乡》。在画面中,男子手持长矛,女人举着国旗,儿童扛着长枪,画面上方是四个大字“保卫祖国” 。儿童胸前姓名贴上“儿童团”三个字较为醒目。以三个不同性别和年龄身份的主体说明“全民抗战”的主题。

  1940年临近春节前,“鲁艺木刻工作团”根据党的指示,一边开展新年画创作,一边筹办印年画的工场。短时间内,队员们刻出了几幅新年画作品,分别是罗工柳的《积极养鸡,增加生产》、彦涵的《春耕大吉》和《保卫家乡》、杨筠的《纺织图》、胡一川的《军民合作》《开荒》和陈铁耕的《抗日人民大团结》。他们用简陋的印刷工具还突击印了一万多张套色新年画。这批新年画被带去农村集市上售卖,抢购一空,说明木刻工作团新年画创作的巨大成功。彭德怀、陆定一曾分别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之后增派人手正式成立晋东南前方鲁艺分校木刻工场,作坊式的生产为水印套色木刻的印刷宣传创造了条件。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新年画创作掀起热潮。1942年冬,鲁艺美术研究室专门成立年画研究组,推动年画创作。到1943年冬,为配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春节期间开展拥军爱民活动,鲁艺美术系印制新年画40余种6万余张。如江丰的《念书好》、张晓非的《识一千字》、戚单的《读了书能写又能算》、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古元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彦涵的《军民合作抗战胜利》《纺纱织布》和力群的《丰衣足食图》等许多在新年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就出自于对1944年春节的准备。这种成功来自于对老百姓欣赏习惯的尊重,也关注群众对圆满和吉祥寓意的追求。

  在早期的新年画创作中,艺术家对于新年画应该用何种内容和形式呈现给群众,探索过多种途径。如胡一川的《开荒》就不能严格地称之为新年画,因为群众看不到熟悉的吉祥喜庆的元素。因此除了单线条阳刻和套色色彩丰富外,新年画在探索之初还包括对典型图式的借鉴和老百姓对新年吉祥的寓意追求。根据形制,传统年画可分为门画、历画、灯画、窗花、斗方、三裁、炕围等。根据内容又分为门神画、娃娃美人、戏出年画、神像符画等。彦涵的《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古元的《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就是以传统门神画为图像来源,在写实基础上又遵循了传统样式特征,如加大人物五官比例、遵循“人比马大”等传统年画夸张和变形的要诀。焦心河的《组织起来》模仿了历画和神像的部分图式,戚单的《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则是依据窗花和神像。在大量实践基础上,艺术家们逐渐发现不是所有的旧年画形式都可以利用,比如神像格式图中的劳动英雄被认为是财神爷,引发了是不是要老百姓供奉吴满有的议论。套用神像格式使农民把现实中的人当作神来崇拜,产生新的迷信而难以装进新思想新内容。作为老百姓的过年消费品,古元的《向吴满有看齐》 、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否成功需另当别论。在两作中,将劳动英雄吴满有置于画面中心,周围被代表丰收的五谷和六畜做成的边框包围与传统年画中的神像构图颇为相似。1945年利用神像格式问题经过讨论,得出不管以何种方式利用旧年画,必须合乎提高老百姓的文化和战斗热情为目的的结论。甚至旧年画中经常出现的吉祥图案和符号出现在新年画中时,如彦涵的《纺纱织布》中上下边框部分出现的凤凰和古元的《讲究卫生人兴财旺》中运用的麒麟等旧元素,虽然都是吉祥寓意的象征,在新年画的创作中同样不被提倡。新年画和宣传封建迷信的旧年画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对于容易让老百姓误会的一些旧年画形式,艺术家们开始有意避开。1944年,胡一川指出边区百姓已经提高了对文化艺术的需求,知道贫苦人的翻身不是靠神的保护,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靠自己的勤劳和组织起来的力量,边区人民在认识和情感上的变化,使他们逐渐不爱好陈旧的、带迷信味道的东西,他们需要新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

  之后创作的新年画,开始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不光在形式构图等方面不拘传统年画的典型图式,连表现内容也涵盖了科、教、文、卫、拥军、抗战场面等多种内容。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年画,在创作手法上更显成熟,也因印刷技术和条件的发展,不见之前木刻的“刀味” ,线条细腻勾画,颜色更趋多样。“延安的新年画大多用油墨手印,印刷数量受到限制,所以发行不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冀中、南地区,得到与当地旧年画作坊合作的机会,用传统的套色水印方法,每种画稿印数多达成千上万份,才代替或挤进旧年画市场、较广地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冯真的《娃娃戏》,既取材于民间年画五子夺魁婴戏图的传统题材,又将反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寓于其中,人物动态和神情刻画比传统年画更显生动更具生活气息。大众美术社、华北美术社、华大美术工厂的创办,使得解放战争时期新年画的创作和生产逐步走上规模化和系统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邓澍的《学文化》、顾群的《豆选》、洪波的《参军图》、姜燕的《学习生产建设》、金浪的《贴春联》《土地改革翻了身》《解放开封》、莫朴的《互助生产图》《欢送子弟兵》、施展的《新年劳军》、彦涵的《开展民兵爆炸运动》、张仃的《喜气临门》《儿童劳军》和张景文的《做军鞋》等。这种逐渐走向成熟的新年画风格,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年画发展的基础,吸收了民间样式和审美趣味的革命美术,成为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样本和优秀传统,被新中国的美术工作者们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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