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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登百丈路迢迢——徐悲鸿与民族美育的时代理想

看展 中国文化报 2020年07月06日 17:37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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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

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

       在重庆江北,有这么一座古宅经历过抗战那段动荡艰辛的岁月,它耸立在盘溪山头八十多载,秘密收藏过10余万册抗日时期的珍贵史料,创办过中国美术学院及私立蜀都中学,这座古宅就是位于江北盘溪的“石家花园”。

       百年老宅的前世今生

       石家花园始建于1931年,是一处比较典型的中西式结合集书法、石刻、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园林式建筑,占地面积约两千平方米,原是重庆著名富商、民主爱国人士、时任四川商会会长石荣廷的别墅。1937年,徐悲鸿抵达重庆后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暂住沙坪坝。1942年,石荣廷将花园外的两栋楼房和地下石室拨出,邀请徐悲鸿居住于此,在此期间,徐悲鸿为发展美术事业,在这里筹备创建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也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发源地之一。该学院是一所美术研究院性质的学院,先后聘请了在渝的数位画家包括张大千、吴作人、李瑞年、沈逸千、冯法祀、孙宗慰、宗其香等,开展艺术教育和美术创作,培养和储备优秀美术人才。

       彼时,日军频繁空袭,为顺利开展教学,徐悲鸿只好在地下石室育人、作画。在那间不大的石室里,他完成了《巴人汲水》《巴之老妇》《群奔六骏》《会师东京》《日暮倚修竹》等经典名作。1943年3月19日,“徐悲鸿画展”在当时的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展出了国画、油画、素描百余件,轰动山城,三天时间参观者逾三万。可以说,石家花园见证了徐悲鸿艺术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里曾这样描述重庆江北时期的徐悲鸿:清晨,徐悲鸿步行到嘉陵江畔,在小摊上买两个烤白薯当早餐,然后坐渡船过江,再步行至沙坪坝中央大学上课,直到中午才返回。午饭后,他从来不睡午觉,时间总是用于作画,即使晚上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埋头作画,就像那上足了发条的钟摆,一刻也不停息。

       新中国成立后,石家花园作为石门派出所的办公地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重庆江北区政府对石家花园以修旧如旧的原则,重新复原了徐悲鸿在此生活、工作的场所。于是,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的所在地,这座和中国美术教育紧密关联、与徐悲鸿先生紧密关联的大师故居,成为新时代嘉陵江畔一处文化高地。

       家国情怀与美育理想的集中展示

       近日,“汲登百丈路迢迢——徐悲鸿与民族美育的时代理想”艺术展开幕式暨徐悲鸿美术馆·重庆在石家花园开馆。展览作品涵盖徐悲鸿在重庆时期的23幅原作(含代表作《巴人汲水》),及李可染、李斛、宗其香、张安治的22幅原作,展示了艺术家们在抗战时期“以画笔代利刃”的艺术精神和家国情怀。展览在展陈设计上也别具一格,采用了“绘画作品原作+史料文献+实景还原+科技互动+云上虚拟”等多重表现方式。不仅开启了徐悲鸿旧居——石家花园的时空大门,而且还对名人故居美术馆的未来形态进行了探索。

       谈及此次展览,策展人徐骥说,这是一场关于徐悲鸿及其艺术传承的展览,而这些传承都与激荡年月中的石家花园有关。“这里(石家花园)寄托了徐悲鸿先生艺术研究、创作与教育的理念,也实际成为酝酿日后中央美术学院教育框架的摇篮,也是中国美术的重要发源地。在此展示徐悲鸿先生以及与其有师承渊源的李可染、宗其香、李斛、张安治的作品,正是彰显徐悲鸿先生与近代救亡图存之民族时代美育理想的最佳方式。”

       徐悲鸿在艺术教育方面成就斐然,所立艺术科课程宗旨包括:“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才”“养成中学及师范学院之各种艺术师资”“养成艺术批评及宣导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这显然是一种美术师范教育的主张,因此受教于他的学生们日后大多以教育为职业,艺术实践上一专多能。

       而通过此次作品联展,我们可以看到,集画家、美术教育家、理论家于一身的徐悲鸿的艺术生命,在4位极大地受教与受惠于他的大艺术家身上得到延续。比如,张安治承继了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与美术史论的志业而成一代师表;宗其香和李斛都很好地掌握了西画功底,将西画科学地融入中国画——宗其香以光影入国画,李斛以素描来为国画注入新的血液,都是延续徐悲鸿以西画改良国画的艺术革命最成功的典范;李可染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深入传统而能跳出传统,成功地改造了徐悲鸿认为最难的尽显颓势的山水画。值得一提的是,李可染并非徐悲鸿门生,却因被好友宗其香画作《重庆夜景》打动,盼认知其师为何人,后受徐悲鸿提携,引荐拜齐白石为师,成后者最得意弟子,凸显徐悲鸿作为教育家最崇高的品格——博爱。可以说,这些作品完美诠释了大师们的家国情怀,彰显了时代理想,树立了文化丰碑。

       名作《巴人汲水》“回家”

       如果说,徐悲鸿创作的《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愚公移山》多以古代诗文传说题材入画,更多的是一种由古典题材而来,融合时代背景要素之作,其基本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画面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那么,《巴人汲水》则与这些作品完全不同,它的题材、意象完完全全脱胎于现实生活,之于美术史的意义不言而喻。

巴人汲水(国画) 1938年 徐悲鸿

巴人汲水(国画) 1938年 徐悲鸿

       该作品创作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描绘了当时重庆人民的一个极平常的生活场景——汲水。当时百姓每日的生活用水是一大问题。徐悲鸿每日往返路途见“棒棒军”在山间肩挑百斤水场景,随即在宿舍楼创作了《巴人汲水》。画面高300厘米,宽却62厘米,颇显细高。悬挂起来,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相一致,使其场景更显陡峭与惊险。画面将重庆人取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场景,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场景一舀水,左下一癞痢头、一身结实肌肉,着黑色短裤,持熟练舀水动作,右紧接男子动作的是一衣衫褴褛的赤足妇女,正把舀满的水提到岸边,一男一女形成了一个舀水的连贯动作。在第二、三场景之间,徐悲鸿还特别添加了一丛翠竹和几枝怒放的梅花,不但使画面的技法和构图有较多的变化,而且借此表达对中华民族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的赞颂。

       徐骥表示,展览的题目“汲登百丈路迢迢”正是取自徐悲鸿在《巴人汲水》中的题词,它的前一句是“忍看巴人惯担挑”,上下合一,正是川渝百姓的生动写照,体现了巴人坚忍向上的勇敢精神。

       据了解,此作有两幅,第一幅徐悲鸿后来补题“静文爱妻保存”,现存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该画1938年在香港展出时,印度驻华公使极为喜欢,希望以重金购藏,徐悲鸿不愿割爱,又连夜为公使重绘一幅,此即第二幅。这幅“姊妹篇”在2010年北京翰海秋拍“庆云堂近现代书画”专场中以1.71亿元成交,刷新了以往的中国画拍卖纪录。

       1946年夏日,徐悲鸿离开重庆时完成了他艺术人生的蜕变,山城岁月也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廖静文曾回忆道:“悲鸿直到逝世前仍在深情地回顾重庆岁月,他在许多作品上题‘在化龙桥’‘作于渝州’‘写在盘溪’等字款,以示他的眷恋之情。”他们给儿子取名“庆平”,“庆”字便取自“重庆”,为的是纪念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徐悲鸿以现实主义精神为要旨的艺术探索在近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而将此花园改造为展示其艺术风貌的美术馆,正是对“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之理念与推动博物馆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这座花园中的此次展览,无疑是对徐悲鸿先生胸怀大众、心系家国的艺术精神与美育理想的一次集中展示,这对丰富广大人民的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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