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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录像艺术50年:探索影像如何与世界对话

展讯 中国文化报 2016年07月19日 13:52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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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济院(九屏录像装置)  2001年  尤利安·罗斯费尔德

救济院(九屏录像装置) 2001年 尤利安·罗斯费尔德

在当今世界,随着不断的全球化、快速消费和即时性,人们被各种各样的移动形象所包围,“录像艺术”(Video Art)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关于“录像艺术”的研究、历史整理和专题展览层出不穷。如何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去呈现这一新兴的艺术现象?日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联合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共同策划的“时间测试:国际录像艺术研究展”,以录像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轴,以互为呼应的两个部分共同呈现了中外50余位艺术家的录像作品。

西方录像艺术的实验性探索

展览第一单元是由密西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凯特琳·多尔蒂策划的“移动的时间:录像艺术50年,1965—2015”,呈现了一系列在过去50年间对西方影像艺术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品;第二单元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董冰峰、王春辰策展的“屏幕测试:1980年代以来的华人录像艺术”,重点梳理和回顾了过去30多年间,以“录像艺术”为创作主题,具有代表性的华人动态影像艺术作品。之所以特别强调“录像”,而不是“影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表示,这其中的出发点主要是放在对这样一种新的媒介艺术的发生及发展过程的学术意义描述和研究上。

众所周知,录像艺术的出现建立在针对电影、电视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西方的一些艺术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新的媒介方式,在反垄断和集权、反集体性和公众性、反高度技术化和资本化等旗帜下,开展了一系列以个人化与及时性表达、跨媒介表现及视觉新体验的种种实验。白南准的行为录像《扣子偶发事件》和安迪·沃霍尔的录像记录式电影 《外与内》均创作于1965年,展览“移动的时间”也以此为起点。《扣子偶发事件》拍摄于白南准购买了索尼发布的第一台家用录影机——黑白VTR机型CV-2000的当天。录像中,白南准反复地扣上再解开他的夹克。而《内与外》则是早期录像装置艺术的范本之一,安迪·沃霍尔拍摄了“工厂女孩”——女演员伊迪·塞奇威克和一段记录她本人的录像之间的互动。

“正是这两位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启发了后来的艺术家,开始将录像与其他以时间为基础的媒介(例如前卫电影和行为艺术)相结合。从20世纪70年代的表演和实验性女性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到越来越以叙述为基础、带有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艺术家作品,比如哈伦·法罗基、克里斯·马克和让-吕克戈达尔,直至代表了纪录和投影技术最新发展的尤利安·罗斯费尔德的浸入式装置作品。”策展人凯特琳·多尔蒂介绍,除了梳理录像艺术的时间演变,“移动的时间”还呈现了不同时段作品之间的对话关系,凸显出录像艺术史的广度、互联性和全球影响力,以及与当代全球艺术家的持续关联。展览引入了5位来自于国际新锐录像艺术家的单屏影像作品,与他们作品并肩呈现的是由每位艺术家选取的曾对他们个人的艺术创作产生过特殊影响的“历史之作”。

华人录像艺术关注社会现实

有关“录像艺术”,或用近年更流行的说法,“影像艺术”(Moving Image)的研究重镇,虽然仍旧集中在欧美那些被认为是现代艺术发生源头及演变发展的核心国家和区域,但这一艺术形式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录像艺术”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已有20余年,而在香港、台湾这样较早接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的地区,则发展更早。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华人领域关于“录像艺术”的展览明显增多,交流和讨论也变得日益频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人世界里新兴的‘录像艺术’,虽传承自西方,但并非对其既有的历史、美学、文化内涵进行简单模仿,而是将实践带入特有的文化语境、密切关注现实,并且积极又策略地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掀起一场更为有机、且深具批判意识与反思精神的‘影像运动’浪潮。”策展人董冰峰表示,“屏幕测试:1980年代以来的华人录像艺术”不仅在于对两岸三地“录像艺术”的“内部的”比较和研究,同时也对于“移动的时间:录像艺术1965-2015”西方“录像艺术”历史的“外部的”回应与对话。

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录像初生”“媒介实验”“电影转向”三个主要单元和一个“香港录像艺术”特别展映单元,前三个单元主要对应和探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录像艺术”历史脉络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三组议题同样也大约对应于1980、1990和2000年以来的“录像艺术”在华人区域三十年的历史及其当下的发展面貌。“香港录像艺术”单元则重思香港“录像艺术”的历史与香港电影工业、“录像艺术”与动画、纪录片等多种影像艺术的美学与社会机制、现实之间的种种现实关怀。董冰峰指出,这里的“录像艺术”,既作为一种艺术史中的艺术观念,也作为一种艺术媒介扩展中的艺术展览和艺术机构的变化;同时,更重要的是需时刻面对和回应当代视野中的种种社会及文化议题。“‘录像艺术’或许表面上看只是在记录或模拟现实,但经由不同的技术装置、屏幕或我们今天熟悉的美术馆空间的部署,或者可以廓划出一种不断反思历史和指向未来的‘当代性’和当代意识。” 董冰峰说。

对于录像——影像——多媒体艺术的发生及演进,王璜生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个人性和及时性的表达被日益转换为交叉性和互动性的多元合作;现代技术的普及性和平民化的同时,又可能日益被鼓励和诱惑,来借助强大的、复杂的甚至垄断性的高科技手法而成为‘超级艺术’;从感性的、情绪性的、敏感的艺术表现,而日趋于以宏大的、理性的和超级技术性的‘语言’来解读现实、编码梦想,以及实现幻想的企图和可能性。今天,也许我们正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考察和思考着录像——影像的历史和现状。”(李亦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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